建筑大师谈后奥运城市:中国不是建筑师的天堂(二)

2009-07-31 09:26:34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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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

小施佩尔1934年出生于柏林,这一年,他的父亲正式成为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

1936年,希特勒正式将改造柏林的任务委托给施佩尔,新柏林建成后,作为第三帝国的首都,将会改名为“日耳曼尼亚”。按照希特勒的构思,施佩尔画出了总体规划图。整座城市的总体布局基于两条中轴线。其中最壮观的南北中轴线长近8公里,宽120米——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宽20米,两端各有一个火车站。南北中轴始于南端火车站,穿过火车站广场上比巴黎凯旋门高两倍的柏林凯旋门,横跨斯普雷河,到达高290米、能容纳15万人的“希特勒圆顶大会堂”,大街在此折而向西,直至北端火车站。沿途建筑全部使用“真实的材料”——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

按计划,所有建筑物将在1950年前竣工,盛况空前的世界博览会也将同时举行。

由于二战全面爆发,纳粹经济吃紧,“日耳曼尼亚”计划搁浅,到今天,柏林城市里,施佩尔负责建设的建筑物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拆除。

2008年3月,“日耳曼尼亚”模型在柏林重新展出,引发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战后的历史资料证明,在改造柏林的过程中,施佩尔主导抄查了23765户犹太人家庭,并将超过75000名犹太人驱逐出柏林。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小施佩尔为即将举行奥运会的北京设计了一条南北中轴线,并将其与老施佩尔的“日耳曼尼亚”相提并论。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孙女赫鲁晓娃在英国《卫报》的专栏中更以“奥林匹克的狂妄野心”为题,对小施佩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小施佩尔并不认为是自己“规划”出了北京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原本就在那里,是北京传统的一部分,自己只是把它重新提了出来。他更加看重在这条中轴线南端规划的火车站,虽然真正建造时,北京南站并没有坐落在中轴线上。

南方周末:你关注过北京奥运会吗?

施佩尔:我在电视上看了开幕式演出,奥运会的第二周我在北京。我觉得这次奥运会的组织工作非常成功。建筑上,奥运村和奥运体育场接近完美。

南方周末:蔡国强用烟火模拟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它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一路走来。有人说这个南北中轴线的概念是你规划的?

施佩尔:我必须说,中轴线这个概念并不属于我。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

2002年,我们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做了一项顾问工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北京的城市规划有2000年的历史。我们的想法是,通过规划将北京的历史和未来整合在一起,整个概念包括北部的奥运区和风力发电区,以及在南部建设新的中央火车站和生态模范城,轴线外围是农业用地和绿化地带。

南方周末:你们的规划概念有多少被采纳了?

施佩尔:奥运区在这条中轴线上,整个区域跟中轴线的结合程度非常非常好,他们建了很漂亮的公园,很好的场馆。但是北京南站没有建在轴上,而是在南部的某处。

这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概念罢了,在传统的老城区做大规模的建造并不是一件现实可行的事,他们采纳了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内容,我已经很高兴了。

南方周末:在北京南面规划一个新火车站的初衷是什么,南面是北京最落后的地区,火车道会不会把整个城市截成两半?

施佩尔:当然不会,事实上我的规划正是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我把火车站规划在城市的南边,就是认为它会为整个南部地区带来提升。我们不光规划了一个巨大的火车站,还规划了它的配套设施,这将是一个城市中的城市。我们还规划了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这些新的商业步行街虽然没有完全修好,但因为奥运会提前开放了。我在奥运会期间还去了那一趟,晚上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很热闹。

南方周末:负责具体设计北京南站的英国建筑师特里·法雷尔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过,与北京相比,伦敦只是一个大玩具。

施佩尔:我赞同他的看法,建筑的象征意义是城市影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想迟早人们会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将南北中轴线理解为北京的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点。

南方周末:但是有一些英国媒体将这个中轴线与你的父亲在柏林设计的中轴线相提并论。

施佩尔:只有英国人才会这么干!这个概念和任何其他中轴线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德国,城市中轴线意味着笔直到头的大街,中间没有任何隔断,但在我的规划里没有任何一条这样的大街,整个中轴只是一个概念。

南方周末:今天的柏林还需要一条新的中轴线吗?

施佩尔:我不认为柏林需要一条中轴线,首先,柏林的建设已经大体完成了,德国统一后,柏林中心城区的改造非常成功,他们运用了非常好的方法。另外,柏林的人口不断下降,德国很多城市乃至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在下降,我们必须考虑是土地太多而不是太少的问题,所以根本不需要大规模的规划项目。以前我们流行把人口转移到城市周边,但是现在城市中心反而没有人住了。

南方周末:当城市人口下降时,有机疏散理论便不再适用了?

施佩尔:德国现在不需要再把人口向郊区转移了,城市中有充足的空间,不需要再向绿地要房子了,现在德国城市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保持城市绿地和郊区的绿化面积。

城市规划、生态规划首先从土地利用开始,这是首要目的,在哪儿保持城市景观,哪儿保留农用土地,必须进行严密论证,中国的问题是,在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密度的同时,你们还需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不能让城市过度扩张。在中国,城市规划问题频发只是时间问题,你们届时会疲于应付。

城市规划中,我们不是独裁者

老施佩尔为纳粹德国设计了大量超人尺度的纪念碑式建筑,它们集中体现了极权主义建筑的特征——无论从尺度上还是气质上,而施佩尔则更多地被认为是“人性化”建筑的推崇者和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的实践者。

在城市规划界和学术界,施佩尔名声显赫,但在行业之外,他的名字却鲜有人知。例如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名叫施佩尔的人为慕尼黑著名的新足球场——安联体育场提供了总体规划。他担任了这个轮胎状现代标志性建筑的选址和流程控制工作,后者让鸟巢的设计者,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获得了国际声誉。

也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在为自己的城市设计了住宅、商务区或者景观大道。

除了城市规划,施佩尔的事务所还提供建筑设计,但是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他承认自己刻意避免建筑设计,但鉴于当时并没有城市规划这一学科,只好学习了建筑。

南方周末:2001年,你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当时你提出了降低城市积聚区密度是改善中国城市环境的基本方法?

施佩尔: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和德国情况完全不同。这篇文章今天拿出来有同样的现实意义,我当时所写的东西今天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更加正确的。7年过去了,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南方周末:中国客户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吗,例如加入更多的传统元素、中国元素?你会有妥协的时候吗?

施佩尔:我们在世界各地从事规划,不管是中国还是德国,最后的成果总是经过前期的概念设计和后期的反复讨论才能产生,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客户、未来的使用者、建筑师、环境人员,所有人都必须做出妥协。在城市规划中,我们不是独裁者,像GMP这样的建筑师事务所也不是,政府权威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最初提出来的概念和设计,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它们按图纸建起来,这只是讨论的开始而已。

但当规划完成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尼日利亚的新首都阿布贾,我们负责整个中心城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设计,政府通过了我们的规划。规划非常细致,它告诉你每一个街区的大小和功能,可以建造多少房屋,甚至具体到每一个巴士站的设置。

这项规划完成半年了,现在第一批投资者已经进去,他们叫嚷着: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我需要更多的土地和空间,我要在这里建更高的房子……本来这已经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但因为我们同时是政府的长期顾问,所以政府部门对我们说:你看,他们想改这里。我们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规划。如果改动了一个区域,那所有的人都会要求更改,最后整个规划就会失去控制。

无论是新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还是现有城市的更新,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保证所有规划都按部就班进行,你得有些权力才行。不然那些政治家会过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你看能不能例外?

每当某个建筑师、团体或者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规划或者建议,我会感到自豪,这就是城市规划师的工作。

(感谢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为本次采访提供协助,风端对本文有贡献)

王伟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莫希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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